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中国采取报复措施的威胁迫在眉睫，进一步加剧了代价高昂且破坏性极强的贸易战的风险。东南亚是这一重组的关键参与者，在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贸易动态时，面临着充满挑战的道路。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威胁在第二任期开始后的几周内提高关税。这些措施包括对全部产品征收 10% 的关税，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 25% 的关税，对金砖国家征收 100% 的关税，对中国征收 60% 的关税。
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是否会兑现这些威胁，这些威胁要么是特朗普的典型咆哮，要么是谈判策略。最有可能实现的威胁是对中国征收关税，因为这是重复次数最多、且会得到两党支持的威胁。这也将对东南亚产生最大影响。
拟对中国征收 60% 的关税，比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征收的关税高出一倍或三倍。由于全球供应链中多个目的地增值所产生的乘数效应，这些新关税的实际税率将超过拟定的名义税率。
虽然关税是按照进口商品的总价值征收的，但其触发因素是中国制造的附加值份额。所谓“中国制造”出口产品的制造业附加值份额平均约为三分之一。中国制造附加值的税率（以有效关税为代表）约为名义税率的三倍，即 180%。
这意味着，如果同样的生产活动在中国的成本不超过 180%，那么生产很可能会从中国转移到越南或泰国等替代地点。这对生产商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激励，让他们把中国从供应链中剔除出去。
前总统乔·拜登不仅保留了特朗普最初的关税，还扩大了关税范围，并推出了一系列强有力的非关税措施，包括出口管制和补贴。中国已实施了三轮多为累积性的惩罚措施，最新一轮全面的措施拒绝 140 家中国实体获取美国技术，以进一步遏制中国芯片制造业的发展。中国迅速作出反击，禁止向美国出口包括镓和锗在内的关键原材料。
这些都是东南亚令人担忧的迹象。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是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电子供应链的关键参与者，菲律宾和越南在组装端发挥着重要作用。中美紧张局势升级，中国和外国公司将业务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特朗普重返白宫将进一步影响重组。
随着贸易战的升级，供应链分叉的可能性也在增加。特朗普很可能会根据企业的国籍而不是所在地来针对它们，这延续了拜登对中国采取的最后一套惩罚措施的趋势。这种向国籍的转变是特朗普推动与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谈判贸易协议的背后原因。如果这些措施得到有效实施，那么任何为规避这些惩罚措施而进行的供应链地理重组都将不再有效。随着进行昂贵的搬迁的动机减少，供应链分叉的可能性增加。
这可能会导致针对目标商品的供应链出现重复——一条针对美国和欧盟等对中国增值行为进行惩罚的市场，另一条针对其他所有市场。贸易战将导致需要一条纯粹为绕过关税而设计的供应链，尽管只有一条供应链是最有效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将不再仅仅为了绕过关税而投资东南亚，但在华外国企业仍可能转向东南亚。
如果中国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反击，这可能会导致供应链进一步分裂。中国市场足够重要，可以配置一条单独的供应链，不包含美国或欧洲的附加值，以避免遭到反击。许多产品已经涉及多条供应链，但当政策扭曲导致供应链重复时，就会变得成本高昂且效率低下。
东南亚和其他地区面临的问题是，这些供应链能否在没有中国或没有美国和欧盟的情况下运转。
答案取决于行业。作为最大的贸易国，中国深深扎根于全球制造业供应链。将中国完全从生产过程中剔除出去会非常困难，而且成本高昂。有些商品如果没有中国就根本无法生产，或者无法达到所需的数量，因为中国是关键投入品的唯一或主要供应国。稀土就是一个例子。美国对超高速芯片的出口限制也是如此。许多产品仍将由一条供应链生产，但价格会因关税而上涨。
特朗普的关税措施可能引发一场全面的贸易战，就像 1930 年那样，当时美国单方面将约 900 项关税提高了约 40% 至 60%。这延长了大萧条，到 1934 年，世界贸易萎缩了惊人的 66%。这次没有理由期待不同的结果。
来源：东亚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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