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本文刊发于《财经》杂志年刊“2025预测与战略” 作者 | 朱长征
今年9月末，中央出台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24条意见（以下简称24条意见），把高质量充分就业放到经济社会发展优先目标，并作为地方党政领导班子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在经济增速下行期，以包括就业优先战略在内的一揽子政策举措来稳经济保民生，非常必要，也很紧迫。
我国走出新冠疫情已近两年，人们期待的那种消费和经济复苏并未降临，其主要羁绊在于居民收入和就业面临重重挑战。一方面是企业在经济弱复苏的形势下降本增效或收缩裁员，另一方面是每年超千万大学毕业生涌入就业市场，即使不考虑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等因素，仅仅劳动力市场总量的这一减一增，就凸显了当下的严峻状况。
今年8月，更新后的我国青年失业率（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升至18.8%，达到今年以来高点，这明显高于经合组织（OECD）最近月份（7月）11.2%的平均水平；在全球青年失业率已降至15年来低点——13%左右的时候（国际劳工组织2023年全年平均值），我国的此项数据就显得较为突出。虽然我国总体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与疫情前（2019年7月）大体持平，但需要看到，政府完成每年新增就业预期目标越来越难，而被动进入“灵活就业”的人数明显增加，对此，不仅政府的工作应当聚焦于经济建设和民生改善，而且，未来追求的经济增长应当是创造就业的经济增长。
经合组织分年龄和性别组失业率
随着国内一揽子增量政策开始实施，未来一段时期，作为检验政府工作成效的判断指标，就业及失业率就显得与GDP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为此，需要更灵敏、更广谱的数据来跟踪反馈就业市场的变化，而目前的城镇调查失业率难堪此任，需进行必要的改造和扩充。
我国现行的失业率指标，虽然对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的定义符合国际劳工组织标准（ILO Guideline, 2013和2020），具有国际可比性，但应当清醒认识到，这只是一个低限指标，因为它把调查参考期内工作满1小时就作为就业，这把类人划入失业率的分母“就业人口”之中，其实它不反映这种工作的稳定性、劳动者获得收入的数量、能否覆盖其生活成本以及与当地最低工资的比率等信息。
此外，我国现有乡村常住人口4.77亿人，占总人口约三分之一，在城乡之间漂移的农民工则有近3亿人。现行调查统计中的“失业人口”尽管包含外来常住人口，分别调查外来户籍人口、外来农业户籍人口的失业率，但能在多大程度上纳入农村居民、借此实现失业率统计的国内完整统一，仍是个未知数。
再者，配送理货、平台直播、电商带货、新媒体运营等新就业形态正不断渗透进现今社会生活领域，国内灵活就业人口随之有了较大幅度扩大（2021年已达2亿人），此外，“慢就业”、“缓就业”甚至“啃老”现象近年也在蔓延，如何将这些人群以适当的方式反映到就业/失业指标中，成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命题。这部分灵活就业人口，若作为统计中的“就业人口”，他们也面临与上述“工作满1小时就算就业”类似的疑问。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张丹丹去年在测算青年失业率时，曾尝试将9600万城镇青年人口作进一步区分，即将其中6400万非劳动力中的非在校生，计入宽范围的失业人口，这样得出的青年失业率数据比国家统计局的自然要高得多。这种算法的适当性、准确性很值得进一步讨论，因为解释清楚这6400万非劳动力的构成及其产生原因，已变得意义重大，它事关失业人口统计的准确性。
无论是灵活就业，还是缓就业、慢就业，多数情况下实际隐藏着就业不充分、隐性失业居高等信息，在过去几年新冠疫情等冲击下，灵活就业人员的收入状况实际更为窘迫，把他们全部计为就业人口显然缺乏强大说服力。
其实，为了弥补失业率指标的局限，各国已经作出多种努力来加以改造，其做法值得我国借鉴。例如，美国劳工统计局编制发布U1-U6六档不同口径的失业率，其中U1为最窄口径，观察长期失业率（失业15周以上），U3为国际通行失业率指标，U6为最宽口径，其失业人口除官方失业率（U3）含有的那部分之外，还包括边缘型劳动力（marginally attached），即那些过去一年曾找过工作但未成功、现在没有再找工作的气馁求职者；因求职失败重新回归学校的；已成残疾人的；以及想寻找全职工作但暂因经济因素而不得不接受兼职安排的那些人。也就是说，它把较大一部分我国所称的灵活就业人员、打零工者、非自愿兼职者、“啃老族”纳入了失业人员范畴。
今年9月，当美国U3失业率为4.1%时，U6失业率为7.7%。不少经济学家认为，U6失业率综合考虑了明确的失业者、未充分就业者和气馁的求职者，它才是更完整意义的失业率指标。
也有一些国家或地区，在统计“就业人口”时提高了劳动工作时间标准，比如，经合组织针对每周主要工作时间少于30小时的就业者，统计兼职就业率；香港特区统计发布就业不足率，把统计调查前7天内在非自愿情况下一周工作时间少于35小时等情况的计为就业不足人士。
在失业率指标之外，我国还缺乏发达经济体高频发布的辅助数据，如平均时薪、长期失业率、裁员与解雇等指标，难以多维度监测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变化。
24条意见提出，“建立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统计监测体系，建立就业岗位调查制度，适时开展高质量充分就业评估。”只有构建起完备的劳动和就业统计体系，才能为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就业优先政策提供参考和前瞻指引。（本文完成于10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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